11月份的CPI降到了1.4%，PPI为负的2.7%，两者都低于预期。即使以CPI来考察，中国也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经济学家们要求人民银行减息的呼声再起，基本的理由是物价下降，真实利率上升，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更应该通过降息来刺激增长。
降息会减少财务成本，因此降息会促进企业投资；同时，由于储蓄的收益下降，因此也能促进消费。无论是理论实践都证明，这样的逻辑推论对帮助经济走出周期性低谷是有帮助的。但显然不适合处于结构性变化中的经济。
日本经济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十年期政府债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8%多，降到现在不足0.4%，投资与消费并没有因为利率下降而增加。相反，利率是因为投资与消费活动的下降而下降。把利率的调整视为经济活动增减的重要因素，极易因此过度依赖利率，而忽略以致错过其他有效政策的实施。
今日各界的共识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结构转型之中，经济增长要从投资推动的，转为消费拉动的，要从制造业为主导的，转为服务业为主导，从依赖于劳动的，转为依赖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减息政策有助于以上三个转变？
降息有助于投资，但中国经济的各领域基本上都面临产能过剩，因此投资主要不应当用于一般产能的扩张，而是要用于提高制造业中的技术含量，用于提高满足消费需求的技术。
消费需求拉动的投资，才是有效益的投资，有差异的投资，有竞争力的投资，可持续的投资，能够自我循环的投资。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降息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远不如对投资的作用。这样，降息对第一项转型的实现没有明显的正面作用。
降息是否有助于制造业？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关键的整合与产业升级期，降息让需要被整合的低效企业得到的喘息，反而减缓了产业升级的过程。
服务业是轻资产、轻资本的，是否减息对其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降息对第二项转型也没有多少帮助。
同样地，我们也实在看不出降息对经济从依赖劳动为动力的转化为依赖知识为动力的有何帮助。
笔者曾分析过，这三个转化能够成功实现的核心，是劳动与知识相对其他经济要素的作用要提高，包括自然禀赋与资本。这种提高，不仅是转型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持久动力。要拉动这种提高，就要提高劳动与知识的回报。过去几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但社会总体仍然稳定，其重要因素就是劳动的回报在持续增加。
劳动与知识回报的总体提高，长期上看只能依靠市场的力量，即劳动与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对劳动与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劳动与知识的回报，即劳动力的回报也就越来越高。但是市场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在一个阶段后，通常会碰到一个临界点，需要政府的政策帮助，以便跨过临界点，进入下一个更高的循环。
劳动力收入在快速增长几年之后，似乎后劲不足。换言之，劳动力收入要进入新的增长循环，需要一个来自市场外部的推动力。政府的政策之力就应当使在这个节骨点上。
要增加劳动力的收入，一种是由政府一次性对全民补贴，海外经济体常看到这一作法。由于只是一次性的，其不足之处是显然的，不能实现劳动力报酬持续增长的目的。
中国的特点在于政府公务员的收入是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的标杆。历史表明，公务员收入的增加，总是会带动一般劳动力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在中低端劳动力略显供不应求的背景下，其作用将更加显著。由此，将带来新的一轮劳动力收入的增长。
不可否认，融资成本高企，确实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中小企业又是经济体中就业与活力的最主要源泉。不降息何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然而，中国融资成本高企，央行多次降息努力效果不彰，总是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正是产业整合未完成的表征，许多低效、低质，产销不对路，本应退出市场的企业占用了过多的资金，正表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尚未成功。
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应当采用政府贴息或其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不应当普降利息，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普降利息只会得益于大而僵的企业，也许对稳增长有一时之作用，却遗害于调结构。
如果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重的，既维持增长稳定又实现结构转型，那我们的手段或工具就应当有助于两个目标的统一，那就是加薪。
本文发表于博主财新网“战胜市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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