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成功转型，但尚未完成。说成功，是因为转型的主体目标已经实现，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已经成型；说未完成，是因为转型带来的影响尚未完全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后前30年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来自对外加工制造，或者说外需，其次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软与硬的，第三是消费。在全球化背景下，外生性工业化是后发经济体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即走外向型经济之路。随着加工制造业的广度与深度的提高，基础设施需求也因之扩大与增加，拉动了基建投资的不断高涨。外需与基建投资的发展，带来国民就业与收入的提高，自然地提高了国民的消费。当然，以上三个要素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但是总体上说，三个要素呈现了不同的重要性与独立性。对外加工制造之动力是原生的、第一性的，消费则是附属的、第二性的。之所以说外需是原生性的，是因为外需会随着加工制造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并不受国内消费需求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这个特点已经表现在中国的高储蓄率、高贸易顺差与高外汇储备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标志着发达国家经济体较快发展的终结，表明发达经济体形态的演变已进入尾声，尽管互联网业与移动互联网的突出发展，给已显疲态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注入些许活力，但并没有在本质上促进经济形态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消费需求无法升级，消费需求不再较快增长。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增长的滞缓，使得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动力衰竭，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周期终结。

　　中国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从经济统计上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三个部分的增长，资本形成的增长，最终需求支出的增长和外部净需求的增长。不过，最终需求的增长并非全部来自消费，有一部分来自投资，即资本形成的增量与投资的增长并不是一一对应。因此，如果不计及外部需求，最终需求的增长与投资的增长是能够部分地相互强化的，即投资的增长促进消费，消费的增长也可以拉动投资。因此，表面上看，投资与消费都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动力，但是，投资要成为持久性动力，投资对消费的促进，其效用系数不能低于一，否则投资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就会衰减，不可持续。客观现实是，这个系数必定小于一，通常情况下，小于0.5。因此，投资并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可以是补充的、从属的，或调节性的。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总是为了不断满足人的需求，人的需求是经济社会的起点也是终点，因此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的深层动力只能来自需求，或者是外部的，如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或者是内部的。既然2008年危机之后，外部需求之动力已经衰竭，新的动力只能是内部需求。

　　因此，转型的目标是要把中国经济增长从外需为第一动力，转为内需为第一动力，让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的、自在的内力。通过内需扩张带来制造业的扩张与基建投资的扩张。

　　内需要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不仅有量的扩张，更要有质的不断提高。因为，人对消费品与服务的量的边际需求是递减的，对质的提高的需求却是递增的。

　　内需的形成总体趋势上看，总是由人的消费需求形成。这里的消费是广义的，不仅是对有形的商品物的消费，也包括人的居住环境或者人的生存环境等无形“物”的存在的消费或占有。

　　人的消费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要能持续提高，人的收入必须持续增加，或者说人在经济中的价值要能不断提升。这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心，人是经济活动的主导，意味着人的劳动与人的知识（智慧）必须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心。换言之，经济必须把人的价值提升了，人才能提升对经济的需求。

　　人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心，有两层含义：一、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围绕实现人的需求（要求）来进行，即由人的需求带动商品与服务的供给；二、人的劳动与人的知识的价值应该由“人”自己来直接定义，而不是借助商品物来间接定义。劳动与知识如果借助物来确定其价值，物的价格就成为了人的价值的边界，人的价值受限于物的价格，人的价值就无法得到持续的提升。

　　这与工业化第一阶段中，以物为主导的时期，有本质的不同。在第一阶段，人依附于物，人为物服务，人的存在是因为物的存在。劳动越低廉，商品物存在的越广泛。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强调、鼓吹“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力，经济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商品物的扩张，强调商品物的量，劳动价值的提高总体上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存在的形式是市场，没有市场，也就没有了市场经济。人作为经济中的核心要素，只能通过市场去表现其价值，即人的价值需要通过劳动的市场与知识的市场表现出来。人的价值的提高，需要表现在劳动与知识的市场价值的提高。

　　当经济成功转型后，虽然还是劳动力市场，但是已经不同于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是商品物市场的派生物，是商品物市场的附庸，它的存在是为了劳动交换商品物的需求。

　　新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是独立的，是自我发展的，是劳动与劳动交换的市场，是劳动与知识交换的市场，是知识与知识交换的市场。

　　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是否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劳动与知识的市场。

　　一个独立的劳动与知识的市场发展起来后，不是不需要劳动与商品物的交换市场，而是说劳动与知识的市场引领并主导劳动与商品物交换的市场。这样的经济体里，商品物的价格不再界定劳动与知识的价值，不再是劳动与知识价值的约束，而是反过来，劳动与知识的价值开始定义了商品物的价格。这样的经济社会，必然会鼓励劳动，鼓励创新。

　　一个独立的劳动与知识市场一旦成型，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不断发展壮大，必将如燎原之火，烧遍经济体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

　　对制造业来说，劳动力成本将因之而上升。制造业会有两种应对措施，一种是不改变生产工艺结构，但是将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过去数年有不少低端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一带，是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第一种反应。

　　另一种可能是，改变生产工艺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留在中国。当劳动与知识的成本提高，资本的相对成本就会下降，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投入成本与产出比，高于劳动与知识的成本的提高，企业就有动力改变这种结构。过去几年我们同样看到，不少企业用机器替代人，进行大规模的自动化改造，重塑生产工艺，以及企业管理的流程再造，则是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种反应。

　　可见，我们强调新时期经济体中劳动与知识的主体性，并非抛弃制造业，而希望增强劳动与知识在商品物价值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并因此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市场适应性。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与知识在商品物的成本构成或价值体系构成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劳动与知识就会开始定义商品物的价格。

　　劳动与知识的价值不断提高，会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将会始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服务业正是劳动与知识市场的借以表现的形式。一个牙科医生的收入总体来说应该是人愿意为解除牙齿痛苦或美丽牙齿所愿意付出的经济代价。当人的收入提高，人对牙痛的忍受力就会下降，对美牙的要求会增加，人在牙医上的支出会增加。牙科医生的收入增加，会增加他们旅游的欲望，增加他们美容的欲望。即某一项服务业的发展，会产生更多的服务业需求。这是消费性服务业。

　　对生产性服务业，如AI工程师、软件工程师，他们的收入显然是要比肩具有相应社会地位的其他行业的服务人员，其收入水平并不受其所在企业的盈利状况的影响。这里我们看到，许多公司尚不盈利，或只是微利，但是并不妨碍企业付出市场价格吸引研发人员加入公司，而资本市场也并不因为企业盈利低下而降低估值。这完成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制造业，需要企业的盈利大小来决定员工的收入高低。

　　生产性服务业工作人员收入的提高，对消费服务的需求也就提高了。

　　今日，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远超过了50%，过去几年的发展表明，服务业已经不再依附于制造业而独立发展。中国经济体中的劳动与知识通过服务业的形式自我定义，劳动与知识的价值不断提升。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转型已经成功。但独立的不断提升的劳动与知识价值市场，对经济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因此，只能说中国经济的转型尚未完成。

　　既然新增长动力已经成型，中国经济自然开启了新的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