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近一两年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速逐年下降，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层劳动力就业状况却不断改善，为中国经济与政府制度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教科书或一般认识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可持续的吗？

　　如果观察就业结构，这两年变化最大的是服务业的就业大幅增加，制造业在下降。这个变化与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增加一致，也与部分加工业转移到东南亚一带，制造业正在用机器替代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象一致。服务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强，无庸置疑。但服务业的产值，特别是中低端服务业的产值比制造业低，更准确地说，服务业中单位劳动力当期所创造的产值低于制造业。比如一个钢铁厂员工仅数千人，产值能达几十亿。而如果餐饮业要产生几十亿的产值，需要数万人的岗位。虽然这可能是两个较极端的例子，但不失普遍意义。这就解释了中国GDP增长放缓而中低端就业改善的经济现象。

　　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吗？这要从服务的经济学特性来分析。当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进入增长周期时，服务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

　　1.服务的供给价格弹性是负的，而需求价格弹性是正的。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是有形商品。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商品的供给增加，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是正的。因为商品价格上升，厂商的利润增加，资本回报增加，厂商增加投资，供给增加。有形商品的价格上升，商品的需求就下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时负的。这是由购买者的预算约束与商品的可替代性较强所决定的。

　　但是当服务的价格上升时，服务的供给者——劳动力收入就提高。对于低端劳动力，收入超过某一阀值，收入提高后，劳动力对休闲要求提高，劳动的供给反而减少。比如，过去几年家政服务的价格大幅增加，但是城市家政服务的供给并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虽然城市提供家政服务的劳动力人数未必减少，但每一个劳动力提供服务的时间——劳动减少。比如收入低时，一周可能提供7天服务，收入增加后一周可能只提供6天服务，减少了15%左右。市场的劳动供给要不变，劳动力的数量就要增加15%。

　　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后，劳动力花在休闲的时间增加，意味着这一部分劳动力本身增加了对服务需求。当然，增加的这一部分服务需求并非劳动力本身所提供的服务。比如，提供家政服务的劳动力由于增加了休闲的需求，增加了服务的消费。但所增加的消费不是对家政的服务，而可能是餐饮、美容、娱乐、旅游等。而美容师的收入提高后，则可能增加对家政的服务需求。因此，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就服务的局部市场而言可能是零，即服务价格的提高不直接带来该服务需求的增加，但是服务需求通过反馈效应，间接增加了服务的需求，即服务需求创造更多的服务需求。

　　2.服务的供给是有限的。狭义地看，服务的供给就是劳动的供给。一个经济体内人口的总量一个时期内是基本不变的，劳动力的总量也是基本不变的。因而，劳动的供给总是有限的，大约等于有效劳动力与劳动时间之积。人在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时，就是劳动力；人作为服务的接受者时，就是消费者。但是每个人在同一时间只能扮演一个角色，不可能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同时又是服务的消费者。教师在一个时间给学生传授知识，只能在另一个时间接受医生的服务；眼科医生在一个时间为病人提供服务，只能在另一个时间接受心脏科医生的服务。人每天拥有的时间都是相同的，恒定的。当消费的时间增加了，劳动的时间就减少了，两者是完全的替代关系。这样，一个经济体内服务的总供给不但是有限的，而可能会逐渐减少。

　　3.服务的价格主要是由服务的供给决定的。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服务的价格就主要由服务的供给决定。当然，价格的形成还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取决于服务的提供者自身对生活要求与服务需求的提高的速度。换言之，服务价格的提高本身又决定于服务提供者对服务需求的提高。

　　4.制约消费服务需求的是这个经济体的社会文化。文化是人在一个特定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在经济学意义上形成消费行为。比如品茶文化就是人愿意花费时间与收入用于品味茶所带来的愉悦。一个经济体的文化越丰富、多样，这个经济体的服务需求就会越是丰富、多样，也就越会提高经济体中服务的比重，增加社会的就业。换言之，文化的层次与高度是服务的边界。

　　可见，我们只要在广泛接受海外文化的同时，也尽力保留、挖掘、发展传统的文化，就能促进中国服务业的持续发展。近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就业数据并未随之下降，看似悖论的背后，恰恰说明提高服务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现从投资向消费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化解因机器替代人产生的就业问题，不仅是可行的政策选择，而且已然是正在发生中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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