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未必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一难为公众接受的观点，正逐渐为实践所证明。

　　那又如何解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正是由于“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财政与货币双扩张后酿成滞胀的背景下，货币数量论开始大行其道，迅速为学术界与政府广泛接受，货币主义（以弗里德曼为核心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是上世纪80年代美英政府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理论指导，并影响至今。

　　然而，如果今天再次探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经济滞胀的成因，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滞胀并非由于货币发行过多造成，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即使依据货币数量论的原理，货币发行过量也只能解释“涨”，却无法解释“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滞胀无异议的解释是，由于资源价格的快速上涨所造成。1970年原油价格是每桶1.8美元，到1980年上涨到每桶36.8美元，十年增长20倍；铜价在1970年约是每磅30美分上涨到1980年的每磅1美元，上涨逾3倍。黄金价格1970年是每盎司35美元，80年代初涨到每盎司800多美元，涨幅达20多倍。

　　上世纪80年代之后，滞胀经济现象再无出现，此后的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货币数量论对滞涨的解释。但是，当我们经历了2001年到2010年的这一周期的资源快速上涨之后，再回过头分析上世纪70年代的资源快速上涨成因。就已清楚，那时的资源快速上涨有两大主因，一是周期性因素；二是美元的快速贬值。当然，油价的上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

　　周期性因素，是因为资源的生产能力之提高从投入到产出，通常需要六年至八年的时间。资源的供给价格弹性小，在经济周期的后期，随着需求的增加，价格必然快速增长。

　　上世纪70年代美元的快速贬值，源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与作为美国本国货币的美元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全球的国际间贸易“二战”之后快速扩张，对美元的需求极速增长，使得这个矛盾激化，最终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导致美元大幅贬值。

　　以上两因素均与货币量的大幅发行无直接的关系。虽然我们也观察到了当时美国货币发行量在较快扩张，那主要是经济与贸易扩张的内在要求与结果。

　　以传统的货币发行量与物价间关系尤其难以解释中国经济今日的情形。如果说中国货币发行量多了，导致通胀，该如何解释连续16个月的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负增长？历史上有哪一个经济体处于通胀期，PPI却是持续为负？如果说货币发行量少了，导致紧缩，又该如何解释，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在2%以上？历史上又有哪一个经济体处于通缩期，CPI却长期在2%之上甚至达到3%？

　　如果说经济理论是经济历史的总结、归纳与抽象，当今中国的经济现象历史未曾出现过，又怎能完全依赖不包含这一现象的理论来指导政策？

　　要了解中国物价上涨的成因，必须从中国经济结构与物价上涨的机理中去寻找。今日中国产能过剩，商品总体上供大于求，在此经济背景下，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成本。企业成本构成中最重要的是原材料、房租与劳动力。自2011年以来，原材料价格在持续下降，房租与劳动力的价格在持续上涨。这样，产品成本构成中，原材料成本占主要成分，其价格就会不断下降；产品成本构成中，租金与劳动力成本占主要成分，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就应该不断上涨。

　　工业品的成本中原材料占了六七成，劳动力只是一两成，因此PPI持续下降；农产品与服务中租金与劳动力的成本占主要，因此CPI持续上涨。再加上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为工业品价格提供了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显然，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不会因为货币供应量少了就不上涨，除非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原材料价格也不会因为中国货币供应量多了就不下降，主要取决于全球商品的供需情况。

　　因此，在目前阶段试图以货币供应量松紧来调控物价高低与经济增长，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很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以资金成本来调节，或许更能达到政策目标。

　　中国会出现PPI与CPI同时快速上涨时期吗？有此可能。当原材料价格不再上涨，特别是当努力去产能后，产能不再过剩，而劳动力工资与租金仍然快速上涨时，真正的通胀就会到来。这并非货币供应量过多的结果，却会导致货币紧缩，就像美国的80年代。■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8-02/100564586.html

       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