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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济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投资与消费割裂开,认为消费的增长缓慢,要短期刺激增长,还是要靠投资;另一种认为投资其实也可以拉动消费,并以实际的事例表明,投资增加了,就业就增加,家庭收入就增加,进而消费也会增加。结论就是,还是要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以投资来促进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投资的微观依据不清。过去多年投资规模是据GDP增长目标倒推出当期需要的投资规模,然后分解到不同项目。由于不是依据微观的成本效益分析,投资的微观效益很可能不佳,投资者缺少盈利,后续的投资动力本应衰竭。但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资金来源是出售土地以及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后一期的投资决策就不依赖于前一期的投资收益,而是依赖于房地产的活跃度。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善有助于相关区域的房地产的发展,增加政府的相关收入,并带来房地产的投资与消费,这就使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发展和经济发展强相关。这就是过去十多年投资拉动经济的主要内容,尽管有不少学者早就发现有许多项目效益不差,过早地断言其不可持续,却无碍这样的循环持续至今。但当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带来房地产足够快的增长时,从而给政府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付其下一期的投资,循环至此结束。
  今天各界的共识是,除了几个一二线城市,这个循环基本结束。经济转型为以消费拉动,绝非不需要投资,而是说投资不是根据宏观目标来设定,而是根据微观的消费需求而决定。因为是根据微观的需求决定的,投资完成后,投资的收益就有保证,私人资本就会积极参与。因为投资有收益,投资的循环就可以持续。
  因此,当投资下降速度较快,而消费的自然上升速度还没跟上时,政府的财政资金不应当主要用于刺激投资,而是应该用于增加消费。这不仅是转型之需要,更由于通过投资所带来的消费要远远小于资金直接用于消费。要居民增加消费,一是增加家庭的收入,二是增加消费倾向高的家庭的收入。转型的另一个目标是企业的生产从劳动驱动的,转型为以知识(技术)推动的。这有两个含意,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应当永久地退出市场,而留在市场的,应当是有意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或者就是劳动生产率高的。是什么力量才能达到以上目标?
  政府在减少产能调整结构上进行了十多年的努力,但是几无效果。经济不好,市场订单不足,企业就停工停产,生产线闲置。表面上,产能好像减少了,但市场状况一好,企业又可以迅速复工。这是因为,所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无几,在市场低迷时期,各自的劳动生产率都没有得到提高。企业效率好坏可能只是营销的差异,而不是效率的差别。
  要让低效率企业永久退出市场,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提高迫使留在市场的企业,必须通过机器替代人、技术创新等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暂时退出市场的企业,不可能在此期间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出现明显的分化,留在市场中的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市场外的企业由于仍处于几年前的低水平状态,当市场状况改善时,也无法再次进入市场,这就是永久性退出市场。
  劳动力成本提高,对家庭而言就是收入的提高。换言之,要使企业结构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就要提高家庭的收入。
  可见,转型的动力来自家庭收入的持续增加。但劳动力收入在快速增长几年之后,也显得动力不足,政府可以通过什么措施来推动中国家庭收入的提高?
  增加公务员的工资是目前的有效手段。
  首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当然增加了公务员家庭的收入。目前,公务员的正规收入应处于中等或中下水平,他们的收入消费倾向较高。无疑,这一部分的财政支出对消费的拉动远远大于用于投资所带来的拉动作用。
  其次,公务员工资是社会工资的一个最重要的标杆。几年前许多蓝领阶层收入远低于公务员,经过过去几年的增长,蓝领阶层中相当部分家庭的收入已经达到甚至高于公务员家庭。公务员工资提高,标杆水平提高,就可以拉升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
  其三,由于公务员消费的提高,会增加消费服务业的就业需求,进而带动整个消费服务业的发展。
  何况,公务员多年未加薪,真实收入已下降。为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计,给公务员加薪吧!■

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4年第48期

http://weekly.caixin.com/2014-12-12/100762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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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翔

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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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特许金融分析师(CFA)。1994年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职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总监,中银国际执行董事,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分析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外资司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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