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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国外贸进出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加工贸易几乎不增长,一般贸易仍有高个位数或低双位数的增速,远高于全球贸易的增长,在总体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同时,多年来持续逆差的一般贸易也开始出现顺差,虽然尚不稳定。比如今年8月,加工贸易增长1.7%,顺差316亿美元,一般贸易增长12.3%,顺差26.8亿美元。

  加工贸易的不增长反映出两个趋势,一是发达经济体增长疲弱,因为加工贸易的主要客户是发达经济体;二是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人口红利正结束,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减弱,部分加工贸易业务正转向劳动力成本更有优势的国家。

  一般贸易的较快增长并出现顺差,反映了怎样的趋势?

  一个经济体的基本生产要素有三个:劳动、知识(技术)与资本。一个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只能是依赖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来实现。当劳动价格不再低廉时,就只能依赖低廉的知识或资本来竞争。

  知识是无形的,不可触摸,不能直接观测,只能是或者依附于劳动力,表现为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专有知识、知识及专业精神;或者依附于资本,表现为工艺、流程、设备、系统、配方以及软件等。

  从一个经济体来看,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依附于劳动力的知识水平与依附于资本的知识水平应大体相当。换言之,一个工艺精巧,设备先进,系统复杂的生产与服务系统是不可能由一群知识水平低下的劳动力来成功操作与驾驭的;同样,一群知识水平低下的劳动力也不可能设计、建造、安装出一个工艺精巧、设备先进、系统复杂的生产与服务系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

  人口红利具有两方面的相对性,一是相对于经济体外部的相同生产要素,指较低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其单位简单劳动的价格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简单劳动价格,具有绝对的优势;对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其劳动价格仍具有相对优势。二是相对经济体内部的不同生产要素,指劳动得到的回报低于资本得到的、甚至知识得到的回报。第一个相对性使知识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经济体之外能不断扩大市场边界,后一方面的相对性使经济体之内的资本与知识能较快地积累与扩张。

  大量低廉的低知识劳动力是历史形成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初始状态。30多年来尽管改革开放政策与措施形式多种多样,却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低价劳动力的竞争策略而展开的,以便将潜在的人口红利变成现实。换言之,前30年中国经济的竞争发展策略是将低廉的劳动力转成经济成果,包括建立适合于加工业的基础设施。

  从2010年开始,低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由于劳动力对福利与休闲的要求提高,简单劳动的价格正以比低端劳动力工资更快的速度上涨。这样,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与知识回报率下降。

  知识红利是指知识回报的增速低于劳动回报的增速,甚至GDP的增速;也意味着中国单位知识的价格远低外部经济体的知识价格。对内表现为中低端白领阶层的工资与蓝领阶层的工资没有形成应有的差别,或表现为依附着知识的劳动力工资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同等水平的劳动力工资,或表现为拥有同等知识水平的生产与服务体系的价格低于海外经济体的生产与服务体系价格。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或者发展潜力依赖于新的低廉生产要素——知识,意味着劳动的知识含量需较快且较低成本地提高,资本的知识含量也需较快且较低成本地提高。

  如果中国能进入知识红利时代,中国的经济就会在加工贸易减缓或衰退后,得益于富含较高知识的产业的快速发展的推动而发展。

  在人口红利期,大量低廉的劳动力是历史形成的秉赋,改革开放与新的制度安排目的是提高劳动的积极性,提供劳动的机会,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人口红利。但是,低廉的知识并非历史的遗留,中国经济要得到知识红利,改革的政策目标就绝不仅是实现知识红利,而是要激励劳动力较快较低成本地吸收知识,推动资本较快较低成本地提高知识含量。然而,这一策略的悖论在于,如果知识价格低廉,劳动力又如何有动力去吸收知识,资本又如何愿意增加知识含量?如果知识价格高昂,劳动力与资本虽有意愿增加知识,但知识可能失去了竞争力。

  这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够借助于现代互联网的推广与应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一定的政策支持,包括发展教育与培训的基础设施,促进知识在劳动力与资本中间较快扩散,惟如此,中国才会进入知识红利时代。■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10-18/100593351.html

  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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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翔

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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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特许金融分析师(CFA)。1994年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职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总监,中银国际执行董事,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分析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外资司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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