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下行周期、国际经济格局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原有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被迫进入了转型期。转型的过程是困难与痛苦的，转型的目标与方向却不清楚。

　　微观上看，欧美日的许多优秀企业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从经济整体与结构上，我们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转变成像美国经济一样？2008年危机历历在目。像欧洲经济一样？高福利，伴随高失业率，非我所欲。像日本经济一样？却要失去20年。在大的经济格局不清晰下，我们该如何进行经济转型？

　　这一代的企业与企业家，银行与银行家，政府官员与学者，都是在上一个经济上行周期中成长起来的，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也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我们过去积累的经验很可能不适应于未来的需要，我们奉为圭臬的理论恐难以指导正在来临的经济转型。

　　我们笃信的货币过量发行必带来通胀，不是正为实践所证伪？不久前，我们还言之凿凿，全球资源只会越来越少，资源价格只会涨不会跌，许多投资者因此信念不是已经血本无归？我们根据货币交换方程式，以为货币发行多而经济增长慢，就一定有虚拟成分，就有水分，以为挤出水分就有利于实体经济，殊不知如果方式、时机、程度不当，可能正在伤害实体经济。

　　经济转型过程中最为困难的主体当是企业，人口红利结束，经营成本提高，竞争更加激烈。业务订单由大变小，由长变短，产品质量与服务要求却在不断提高。要技术革新，要产品创新，要新的投资，利润却变得薄如蝉翼。谁能告诉他们，是固守原有业务，还是开拓新的领域？原有业务有前景吗？新的业务又何其艰难！

　　经济转型中最困惑的可能是中小企业家，一二十年的创业，有了一方自己的领地。想发展为上市公司，似遥不可及，心气不足。坚持下去，又能有几年，已近退休。卖掉企业，不说感情上难以割舍，得到的出售资金，该用于何处？放在银行，要贬值；投资于股票，不敢；买房产，有限制，风险也大了。原以为永恒的黄金，可以长期拥有，不曾想其光泽正变得暗淡。这似乎是一个消灭财富的时代。

　　我们的经济需要转型，也需要发展，是该发展中转型，还是该转型中发展？发展中转型，发展在前，转型在后，以发展来带动转型。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强调发展，忽略了转型，转型不成，未来的发展更加困难。如果强调了转型，是否导致当期的发展乏力，引发经济社会动荡，并使转型夭折。

　　发展在于投资与消费，转型也在于投资与消费。发展的目标是可以数字化的，但转型的标准又在哪里？哪些投资与消费才是对两者都有利？如果今天有企业仍然要投资于光伏业，是有利于发展还是有利于转型？光伏业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不久前，政府是不是倡导过，学者鼓吹过，媒体呼吁过？我们都有过共识？

　　投资只有三部分，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工业投资变慢，因为许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特别是上游行业，大概不用政府刻意抑制；基础设施投资也减缓，因为主要的投资者——地方政府资金实力可大不如从前；惟有房产投资动力尚存，如果房产投资是因为消费需求所拉动，这难道不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确实，有不少城市房价过高。但何以调控总不见效，是更严厉的调控，还是重新理解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文化与习惯之后，再调整政策？如果房产投资也失去动力，中国经济还有多少发展的动能，进而还有多少转型的空间？

　　不错，中国目前的消费与中低端就业仍然稳定，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惟一基础。但在国际经济众多不确定的形势下，在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如此迷茫时，在社会负面消息大量涌现时，消费者的信心是不稳定的，脆弱的。这样的背景下，消费者与投资者对任何全局性的政策措施都是极度敏感的，易以负面化理解。为消费者提供消费的动能，稳定消费者的信心，是我们进行转型改革的前提。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主要是模仿者、追随者、是价格的接受者，无论是从微观层面上，还是从宏观层面上。国际市场关心中国经济情况的屈指可数，也不会因为中国的几个经济数据的公布而剧烈波动。

　　今天，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我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应该是学习者，但国际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客观地要求我们成为领导者。我们该怎样领导，不仅关乎中国经济也影响世界经济，我们的经济转型只能是在全球经济大背景下的转型。

　　以上种种，既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更无可靠的理论可依据，只能小心谨慎地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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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