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本是财务术语，意指回报，股东的红利就是股东的回报。以此类推，人口红利，就是人口的回报。不过依当今语境，人口红利是指人口众多给经济带来的回报，即某种发展模式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经济才能快速增长。

　　进一步推究，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指，中国的劳动力，主要是中低端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在过去30多年能够生产大量廉价产品，出口给发达经济体。简言之，人口红利是指我们的简单劳动相对于出口国的简单劳动低廉。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要转型，是认识到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不再旺盛，不管我们的商品如何廉价，出口也不会快速增长，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层面的认识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会提供比我们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因此，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快速增长。前一层面是说，我们虽然还有人口红利，即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发达经济体低，但也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后一层面是说，我们已无人口红利了，因为劳动力成本相对我们的竞争对手更昂贵。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两种情况都存在，一方面是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减缓；另一方面是我们又面临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

　　中国可能的应对策略是，在尽力维持简单劳动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扩大复杂劳动产品，即知识含量高的产品市场。换言之，虽然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不强，但我们把产品的范围扩大，仍能保持较高的出口增长。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知识红利，即一单位的知识成本，要比发达经济体的低，同时我们的竞争对手尚不能提供这种富含知识的低廉产品。

　　如果这种策略成功，意味着中国经济仍有可能因出口快速增长而增长。不过全球经济的失衡就会更加严重，可能加快国际金融体系与政治格局的快速变化。

　　另一种可能的策略是提高内需，使中国经济从外向型转为内需型，或外向与内需平衡型。要提高内需，劳动的收入就要快速提高。但劳动收入增长，意味劳动成本上升。那么，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有快速提升的空间吗？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中资本形成的贡献长期大于消费的贡献。直到2012年，消费的贡献才略高于资本形成的贡献，达51%强。多数国家，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消费的贡献基本在60%-70%之间。消费的贡献要长期达到60%以上，经济中当年新增的产值分配给劳动的比例，至少要高于这个数据，即劳动得到的回报占国民新增产值的总比例要高于60%-70%。如以此为标准，意味着中国经济中劳动的分配比例至少有10%的上升空间。

　　一个均衡的经济，各生产要素对国民经济产值增长的贡献与其得到的回报应当基本一致。按照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统计分析与测算，美国经济中劳动对新增产值的贡献率大约在75%，而资本的贡献率大约在25%。这与美国经济中劳动得到的报酬占GDP的比率大体相当。

　　与此作为参照，中国存在人口红利，从微观上说，意味着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对企业新增产值的贡献。劳动创造或生产了超过劳动报酬的这部分价值，或者为海外的消费者所占有，或者为资本拥有者所占有。如果是前者，则表现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过低，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出口强劲；如果是后者，则表现为资本的回报过高，企业的盈利过高，企业的储蓄率高。可见，中国经济转型就是要消除人口红利，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态。我们不可能既要经济转型，又对人口红利依依不舍，念念不忘，甚至想方设法延长人口红利期。

　　从经济内在运行机理分析，经济转型是通过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逐步驱动的。人口红利的减少即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提高，有可能是政府直接干预与强制实行的，如提高最低工资，通过税收进行二次分配等，但最根本的、可持续且是平稳的方法，应该是依靠经济内的市场机制来完成。

　　这就要求我们仔细、认真、客观地分析，在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力群体的供需情况，有预见地掌握经济体中知识含量高的复杂劳动与知识含量低的简单劳动，各自的供需演变轨迹，了解各自供需变化的影响因素。比如，当收入超过临界点后，低端的简单劳动供给对收入的弹性是负的，并在供需有所失衡时，及时加以调节，使市场机制始终能够发挥作用。特别是，复杂劳动的供给增长是较无弹性的，供给的提高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更需要分析的科学性与决策的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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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