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宏观上出口导向，政策上重投资，特别重出口导向的投资；微观上引进并培育市场机制，增加竞争提高企业活力。结果表现为出口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年而增。这种发展模式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几年可能达到其生命力的鼎盛期，经济增长速度30年来最快，但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不足40%。

　　走到顶峰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通过扭曲之社会现象呈现其弊端。因此，尽管其间政府秉持“和谐”“平等”之治国理念，采取与此相应的各种措施，包括税收与财政的，但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社会矛盾不是缓和而是尖锐。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与社会可能面临一场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急降，无以计数的加工制造企业倒闭，数月之内2000多万劳动者失去工作。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终结了。

　　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体从一种发展模式转换到另一种发展模式，绝不是自然而然的，均要付出至少一次重大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之代价。不幸的现实是，许多经济体即使经受了危机之痛苦，模式的转换仍未能成功。历史与现实让无数中外学者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前景发出悲观的无助的哀鸣，深信中国就是美欧之后下一个危机的爆发者。

　　其时，中国政府为了减缓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推出了应急的“4万亿”政策。今日“4万亿”之副作用世人尽知。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看，“4万亿”发挥了彪炳史册之功用，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不经历大危机，而成功转换之特例。

　　后世经济史家当然不会感受到今日“4万亿”政策之弊端，却定然会大书特书其对发展模式转换之历史性贡献。

　　中国经济要从出口+投资模式转换成内需+投资模式，核心点是可持续的内需终端消费的持续增长。而“4万亿”政策似乎较少关乎消费，仍然指向投资需求。

　　这就引发普遍的质疑，中国经济已是产能过剩了，大量投资之后岂不更是供大于求？

　　一个经济体终端消费的持续增长只能依赖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家庭收入以快于GDP 增速的速度增长，即国民创造的财富应更多地分配于多数人手中。这个要求，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政府都无法通过二次收入分配实现，只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一次分配来完成。遗憾的是，金融危机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其市场机制是让财富更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2008年后，中低阶层的失业大幅增加，意味着按照市场机制，中低阶层劳动力供大于求，收入更无保证，遑论快速增长。以此情形发展，中国经济与社会将要出现一场大的危机，陷入许多学者所担心的中等收入陷阱。

　　“4万亿”政策的推出，规模远超4万亿的投资，因为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对中低端劳动力的大规模需求瞬间爆发，不仅迅速吸纳了 2000多万失业劳工，还导致整个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

　　由于供不应求，中低端劳动力的价格快速上涨，中低端家庭收入快速提高。经过6 到12个月的滞后，劳动力收入的上升转化为消费的上升。至此，中国经济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新模式，即收入快速增长，消费快速与多样增加，进而经济快速增长，持续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促进收入进一步快速增长。

　　中国人口众多，当多数家庭的收入提高后，很快就会发现，“4万亿”政策下所完成的基础设施不敷使用。学者担心的供过于求现象很快就消失。中国经济已经顺利地从投资为了出口之发展模式，转为投资为了消费之新发展模式。

　　中国的新经济模式影响将是久远、全面和深刻的，不仅掀开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篇章，也将促进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的改变，并推动中国社会道德与伦理价值的重塑，甚至政治生态的演变。

　　这个新经济的主角、中心是消费者，是经济活动中的人，有生活的个人，不再是企业或企业人。政府的政策取向因此而改变，从传统模式也即供给型经济下，为提高供给的规模、多样性与效率而努力，转向追求更好提高社会的消费，规模、样式与质量上。法律与制度的天平移向保护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新经济下，劳动与资本的地位将发生变化。资本在经济中绝对的主导、绝对的统治地位将开始瓦解，劳动的地位得到提升，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劳动不再依附于资本，不再是资本的附庸，而成为独立的经济发展的贡献者。

　　这个新模式将帮助中国经济聚集力量，走向发展的更高级模式：知识在劳动之先，劳动又在资本之先。■

　　本文载于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