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经济形态受到三正一负四股力量共同推动，其中只有基础设施建设可延续过去模式

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但间接融资的比重并没有下降，经济依然相安无事地快速发展。我们为何认为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中的比重过大？这可能是与美国金融业比较的结果。问题是，中国是否应与美国直接类比？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是否自有其合理性？

笔者认为，只有发现未来经济将发生哪些重要不同，推断中国金融业需作出怎样的结构性变化，政策之力才能施用得当。这应成为下一步中国金融业改革的依据。

出口导向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发展的主动力。未来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不再是动力了，这是目前的共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三个方面：内需、基础设施以及与其他新兴市场的融合。内需，是因为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中国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也会提高，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基础设施，虽然过去20年一线、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较好的建设，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三线、四线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三经、四线与一线、二线城市之间，仍有很大的建设空间。与新兴经济体的融合，源于中国经济结构与新兴经济体间的相互补充，但它对中国制造业的要求与过去并不相同。

换言之，中国未来的经济形态受到以上三正一负四股力量的共同推动，其中大约只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延续过去的业务模式，其他变化对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来说都是崭新的。

国内消费的提高必然带来消费服务业发展，但消费服务业在一线、二线城市发展与三线、四线城市发展的业务模式可能不同，城镇与农村的消费服务业的组织形态也不尽相似。三线、四线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服务业的组织形态更可能采取分散、家庭式的，大城市更多的是集约、整体式的。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融合，中国制造业不能像与发达经济体的一体化那样，两头在外，被动等待订单到来加工，而是要主动出击，从营销、生产与售后服务各方面整体规划。这些能够主动出击并总体规划的制造企业，不可能是分散、家庭式的，而是集约、整体式的。受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影响，传统出口制造业必然遭受打击，而又以技术含量低的中小企业为甚。

中国制造业进入整合期，小的、劳动密集型的，正在为中大型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所整合，整合的过程需要资本市场的资金配合，需要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以帮助整合。传统的为生产而融资的金融市场，就要腾出一部分来为整合而融资，需要金融机构开拓新产品，服务经济中的新需求。

中国企业要开拓其他新兴市场，需要在他国营销、生产与服务，就需要人民币的国际化与金融业的国际化，中国金融业需要为中国的企业海外拓展而服务。

中小型消费服务业的特点是分散、劳动密集的，并无多少资本开支，没有多少有形的固定资产，因此过去以固定资产为抵押的债务性融资可能就不适应他们，以大型企业为主要融资目标的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就需要改变。这样，今天比过去任何时期，中国经济都更加需要小型金融机构，无论是社区银行、村镇银行还是小额贷款公司，需要大力发展。

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性变革中发展，中国的金融业也相应地需要结构性调整。如果调整不及时，将延误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使经济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其成本必然在若干年后表现为金融业的系统性危机。换言之，金融业的系统性危机并非表现在金融业今日的财务指标上，而潜存于经济结构转变的成败。就像欧美银行业危机前的财务指标，哪一项不是令人欢喜？如果只关注因结构变化带来的局部风险，并喜于眼前金融业之相安无事，那就一叶障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