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各种现象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经济现象间形成一个封闭的因果环，因与果，果与因无法分辨

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者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占半，还有较大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城镇化将带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内需，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但城镇化取决于农民的收入能持续提高，农民才能进城；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又依赖经济能快速发展，提供就业。

　　从过去的经验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赖于投资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即需要进一步的工业化，才能提供足够的岗位。当前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因此，城镇化未必可以实现；服务业比重也未必提高。

　　以上是经济分析中的典型困境，即经济中各现象相互关联、影响、作用，经济现象间形成一个封闭的因果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常出现循环论证，因与果，果与因无法分辨。

　　经济预测有困难，分析已发生的经济事件的成因也不易。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为追寻危机的根源，经济学家发表的论著以百千计，但迄今无定论。

　　一是以保守派经济学家为代表，如斯坦福大学教授、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John Taylor，批评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房地产与信贷泡沫膨胀的2003年到2005年间，维持过低利率。二是以自由派经济学家为代表，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将危机归咎于格林斯潘未能对金融衍生品进行适当监管，金融危机是监管失败的结果。三是其他的杂项理由：银行家的短视、愚蠢与贪婪；或归罪于人类的动物性；或归咎于全球储蓄不平衡，推高美国资产价格，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或认为信贷评级机构穆迪与标普在评估按揭抵押证券时存在利益冲突，低估风险；或因金融机构采用过多的表外工具，包括特殊投资工具（SIV），使风险缺乏透明度；或称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数学模型包括风险值（VAR）模型和高斯方程（Gaussian copula function），低估了不可预见的风险；或认为金融机构管理层激励机制不当，收入过高，以及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带来的道德风险等。

　　格林斯潘、法官Richard Posner等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制度探讨危机的成因，认为这是自由市场本身的缺陷，危机的发生并非具体的金融实践与政策的结果。

　　主因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是利率过低，那为何聚集众多经济学家、掌握大量信息的美联储没有及时提高利率？显然是因为当时美国的通胀一直处于低位。是监管不足？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金融创新，在危机爆发前并未给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破坏。相反，这些金融创新，给当时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格林斯潘认为现代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促进了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过程，带来了高增长的“新经济”。其理论依据是Arrow-Debreu的证券与状态理论，即每种经济状态都应通过一种证券工具加以表现，证券工具越丰富，市场就越完善。完善的市场（perfect market）正是经济学家心中永远的乌托邦。

　　“贪婪”说更难具有说服力。因为贪婪与愚蠢的人性并非始于过去的十多年，如果“贪婪”说要能成立，就需要说明人性在危机前的十多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难以证明的，恐怕也与事实不符。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说则不能解释为何此次的危机会以如此的形态出现。

　　因此，经济分析的另一困惑是，经济学家似乎总能从事后的结果，分析与推导出历史上各个时期战略与政策的正与误、对与错、失败与成功。实际上所有那些在事后被各类史学家认为是错误的策略、败笔之举，在当时往往被认为是真理。更可能是，事后的批评者，往往是事前的鼓吹者，事中的推动者。真是“而今才道当时错，当时却喜今世缘”。

　　作者为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