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竞争或竞争不充分，放贷者的定价标杆，会趋向以高风险资金来定价

目前大家认为，由于缺少正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成本高达25%-30%，甚至更高。企业在高昂的财务压力下，不堪重负，举步维艰。因此民间融资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把贷款利率降下来。

　　民间融资利率为何高企，一种观点是，现行银行体系占用了绝大多数资金，导致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远大于供给。央行规定，贷款的法定利率最高可达基准利率的4倍，以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可远高于对大企业的贷款利率，为何银行仍不愿向小企业贷款？原因之一，小企业的贷款额小，缺少规模效益，对大银行来说机会成本太高；原因之二，小企业自身风险太高。

　　统计数据显示，小微企业在一年后不再存续的概率达到30%以上，即每十家小企业中，存在三家高风险的企业。若向高风险的企业放款，收取20%-30%甚至40%-50%的利率无疑也是合理的。

　　但是当高风险的资金需求者与低风险的资金需求者同在一个市场里，放贷者没有加以辨别的结果，就是定价的标杆趋向按高风险的资金来定价。

　　换言之，由于三家高风险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大幅推高了利率，迫使七家低风险的小企业也不得不支付高息，并可能因高昂的财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

　　因此，民间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要把这两个市场分开，一是低风险的资金市场，低风险的小企业可以获得资金，且融资成本合理。另一是高风险的资金市场，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其需要，高风险小企业仍要依赖民间融资市场。

　　政府改革的手段是要引进有能力亦有动力来识别高风险企业与低风险企业的中介机构。大银行不具备这种能力，因为其企业分析系统更多依靠“硬”信息，如财务状况、治理结构、抵押品等。国外一些大银行对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主要不是依据对个别企业的分析与风险判断，而是通过整理与分析大量历史数据，找出不同类型小企业的违约概率，以便进行信用打分，以此确定贷款的分布与定价。这在城市化基本完成、稳定的后工业社会比较有效。

　　对于处于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而言，历史数据既不完整也不可靠。小企业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小企业主身上，小企业主的能力、人品、个性、意志等“软”信息，才是企业的经营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小企业主的这些特性，通常需要放款者近距离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它要求放款者深入小企业所在的社区或乡村，了解小企业经营的行业环境与小区域状况，观察小企业主平时的生活行为，倾听邻里的评论，甚至要明白社区或乡村的社会行为规范。这些信息通常只有生活在社区或乡村中的小银行才能有效掌握。要了解小微企业的“软”信息，需要与小微企业共同生活的小微银行。

　　大银行内部始终存在资源在不同的部门与区域配置问题，乡村或社区银行则不同，它们没有不同的业务部门或地域分布，因而也没有什么机会成本，它们长期专注服务于一定区域的小微企业，无心也无力服务于大企业。就像一个小卖部，连锁超市或大卖场对其来说是遥远的“谢桥”，他们是“梦也不曾到谢桥”！

　　倘若失去竞争，乡村银行或社区银行也会在其服务的小范围形成垄断。就像今日之许多小贷机构，不良贷款率低至1%左右，说明其能够很好识别企业风险。但是一些地方人为地对机构数量加以限制，这造成低风险的小企业需要资金时，也只能接受利率高达基准利率4倍的贷款。换言之，小贷机构并非因为要补偿风险而收取高息，而是因为某种程度的垄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引入竞争，一个地区内允许设立多家小贷公司、社区银行或村镇银行，在竞争中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