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学者研究发现，后进国家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演变为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是极少数。为何后进国家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多大的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从农业经济演变到工业经济，再演变到服务经济，这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之路。今天，后进发展中国家如果希望演变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极可能也要经历以上过程。

　　今日的发达国家在其当年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不曾受到外来的冲击，其经济体即使是开放的，经济体从农业经济演进为工业经济过程中，不存在比它更先进的外部经济体。因此，其发展是内生的，其演变是自由独立的，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也是必然的。

　　与发达经济体当年的环境不同，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今日农业经济演进为工业经济的进程，必然是开放的，面临着外部的竞争压力。今日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经济体，早已完成了工业化，拥有成熟高效的工业体系，多数且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后进经济体的演变发展过程将变得曲折困难。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

　　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为先进的工业国，另一个仍处于农业经济，为后进的农业国。工业国劳动成本高昂，资源禀赋相对稀缺，劳动生产率高；农业国的劳动成本低廉，资源禀赋相对丰富，劳动生产率低。这样，两国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缺少政府干预下，会开展国际贸易。农业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农产品、资源品，以及技术与资本含量低但劳动含量高的工业品，如纺织品与服装；进口资本、技术较密集的工业品或消费品。农业国国民与政府都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会采取进口替代战略。

　　但是，要工业化就需要资本与技术。由于有工业国的先进技术存在，农业国不能只依靠本国的缓慢自我技术积累来实现工业化。这与西方经济内生性工业化的自我演进不同。不失一般性，以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例，来代表工业体系。当福特生产第一部汽车——T形车时，尽管第一代的汽车技术很不成熟，汽车粗糙，车速慢，性能不可靠，成本高昂，但是，全球范围内没有同业的汽车可比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同业竞争对手，汽车的竞争只是相对于当时的马车和自行车等传统运输工具而言的。

　　与马车和自行车相比，汽车对消费者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即使是第一代汽车，速度、动力、承载力等性能指标，也非马车、自行车可比，必然可以逐渐为高收入阶层所接受，并在高收入阶层缓慢地推广。随着汽车市场规模的扩大，第二代、第三代汽车逐渐研制开发出来，生产技术提高，性能稳定，成本下降，汽车市场规模更加扩大。在没有外部竞争下，汽车工业就会由小到大，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单一款项到多批量，而渐次发展。汽车工业在逐渐壮大过程中，必然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先进国家总是可以从农业经济转型上升为工业经济，再提升到服务经济，区别只是在于时间的长短。

　　与先进国家当年的境况不同，今日农业国作为后进国家，在发展汽车工业时，工业国已经有先进、成熟、庞大的汽车工业体系，如果仅依靠自身的技术积累，生产的第一代汽车，无论是汽车性能、质量、款式，还是成本，绝对无法与发达国家的成熟汽车相媲美。在缺少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保护下，自身的汽车工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因此，可行的途径是通过引进工业国的技术，也就是说需要农业国用出口产品的外汇来购买技术，即农业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源品，进口带有技术的资本品。这需要这个国民具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愿意省吃俭用，即消费必须滞后，以增加储蓄。多出口意味多储蓄，即相当部分的国民储蓄表现为出口的劳动与资源品。如果农业国的进口品多为终端消费品，储蓄未转化为工业投资，这种工业化就无法进行下去。

　　如果后进农业国在工业的第一阶段，全球资源品价格进入一个上涨周期，农业国甚至可能出现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其规模并随着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对农业国而言仿佛是国民的储蓄大幅增加了。在这个时期，农业国会有更多的外汇用于进口技术与资本品，以促进本国工业化发展。因此，农业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时，如果正是资源价格的上升期，其发展好像得到有利的天时帮助，却可能为后来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埋下伏笔。

　　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自始至终受到工业国的产品的竞争压力，虽然不同阶段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同，也就是说，农业国生产的工业品的价格，必须相对工业国的同类产品具有竞争力，更准确地说，性价比要更高。

　　工业品的成本由四部分构成，劳动、技术、资本与资源。农业国各生产要素的相对比较优势，促使其工业化进程必然是先从劳动含量高、技术含量低、资本内涵要求低的行业开始，因为在工业体系中，只有劳动含量高、技术含量低、资本要求低的行业才是农业国具有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农业国在建立了低端的工业体系后，再逐渐往技术含量高、资本内涵要求高的行业发展，农业国的工业体系逐渐从最低端向上扩展。但是，农业国工业体系扩展的速度以及扩展的程度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1.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既然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工业化的惟一优势，当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成本的优势差就会减少。劳动成本上升得越快，优势差就下降得越快，如果其生产的工业品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工业技术的提升就要加快。

　　2.技术提升的速度。工业技术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硬技术，包括整个工业体系的设备系统的完整性，设备与机器本身的性能，生产与加工的效率与精度，工艺流程的合理性、有效性，支撑工业体系的基础设施，包括物流、市场与集散地等；其二是软技术，主要是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劳动力操作机器的能力，管理大规模生产的管理能力，以及认识、把握市场趋势变化的知识与能力。技术提升的速度越快，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就越快，就可以允许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劳动力成本提升的空间就越大。

　　3.资本积累的速度。本国的资本积累来自两个途径，其一是本国的家庭储蓄与企业储蓄；其二是海外的储蓄。那些未被消费的当期储蓄，就转化为当期或下期的投资。在建设工业体系下，投资必然体现为生产性工厂、设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人员的培训等。资本积累的速度越快，说明农业国可用于技术投资的潜力就越大。

　　农业国的工业化能否顺利完成，处理好以上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农业国工业品与海外国家或发达国家工业品的竞争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品的性价比。性能不高或质量不优，则价格必须低下；若性能有所提高，则价格也可以相应提高。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要提升，必须要有资本投入。资本来自储蓄，储蓄有家庭储蓄与企业储蓄，也可以有一定的政府储蓄。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的比重不能太高，否则就缺少资本的积累。当然，消费也不可太低，否则，经济的循环就无法进行下去，除非能有海外的消费来弥补。

　　如果农业国顺利地完成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可能就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由于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品的技术要求非常低，所生产的工业品也是属于低端的，质量下乘，品种单一，产品寿命短等特征。这些低端产品先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但恰能满足后进国家低收入家庭的需要。

后进国家脚下的陷阱

　　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即家庭收入从低收入提高到了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家庭对工业品品质的要求将从低端进入中端或中高端。不过，与低端不同，中端或中高端的工业品将面临先进国家的较直接竞争，如果后进国家工业体系不能尽快升级，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后进国家的工业体系就会缺乏竞争力。

　　后进国家工业体系要升级，意味着要增加生产设备与技术的投资，用技术资本替代劳动力，即工业品的生产要素逐渐从劳动为主导，转为技术资本为主，包括软的技术资本与硬的技术资本。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后进国家面临两个陷阱：一是资本的需求增加。这要求国民经济中有更多的储蓄，用于工业体系的自我提高或引进技术消化提高。如果有相当大部分的储蓄是以资源品出口的形式体现的，那后进国家的工业升级是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源品的价格涨跌趋势。特别是后进国家如果是依靠资源出口产生的外汇换取技术资本，一旦资源上升周期结束，工业体系的升级可能就难以为继。

　　二是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工业系统的升级意味着，技术资本代替劳动要素，低端劳动力必然逐渐地退出工业体系。如果经济体系中其他部门，只能是服务业部门，不能吸纳从工业部门退出的劳动力，失业率就会上升。失业率上升，无业者众多，工业体系就难以继续转型升级。

　　大量低端劳动力失业给工业体系升级带来的困难，将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1.由于失业率的高涨是转型过程的必然现象，并非一般的经济政策所能改变，“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无论何政党组建何样的政府，都难以解决。在越来越大、且持续的社会与政治压力下，后进国家政党政治将偏离政治的本原与目的，易使政治成为政党权斗与民主游戏的舞台。

　　2.大量的失业队伍，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失稳。不稳定的社会将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

　　3.高失业率意味着家庭的真实收入无法提高，经济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能扩大，消费的品质难以普遍提升。这样，那些已经或正在升级的工业部门的产品供给会因缺少相应的市场需求，工业升级无法实现正反馈，升级不可持续，经济也就难以发展。

　　如果后进国的工业体系无法升级，后进国工业品质量不能提升，不多的中高端工业品的需求，就需要不断通过进口来满足，或者说后进国中高端消费品大部分由先进国家的产品垄断。

　　如此，后进国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普遍特征是：

　　1.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严重，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

　　2.国际贸易逆差严重，进口品多为中高端消费品，经济无法进行可持续的资本积累；

　　3.货币贬值与高通胀并存。

跨越之道

　　至此，我们看到后进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进入中等收入后，多数未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两个，或者说有两个陷阱：一，国民储蓄以出口劳动与资源品的形式体现，不能解决升级过程的资本陷阱；二，不能解决升级过程中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即就业陷阱。

　　要超越第一个陷阱，后进经济体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完成之时，需要摆脱对资源出口的依赖，即国民的储蓄应更多地表现为劳动与劳动技能的出口，而不是资源品的出口。如果后进国家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正处于资源市场的低潮，其工业化的起步可能较为艰难，但其整个发展过程就会避免对资源的依赖，而强调劳动与技术。相反，如果正处于资源市场的高潮期，其起步虽然较为轻松，却易于形成对资源出口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也有相似的结果。

　　历史与经济分析都表明，资源价格在经历约10年的上涨之后，会有约20年的下降期。如20世纪70年代的10年资源价格上涨，伴随的是20年的资源市场低迷，直到21世纪初。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快速增长之后，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源价格又进入漫长的低潮期。这样，如果过度依赖资源而不能自拔，会使后进国家在完成中等收入之后，陷入长期的困境。

　　观察过去20年-30年进入中等收入之列的经济体，其各自变化的情况似乎支持以上的结论：能够成功上升为高等收入的国家基本上是非资源密集型的，而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上是那些资源依赖型的国家。

　　对后进国来说，跨越第二个陷阱似乎比跨越第一个陷阱更加困难。要解决升级过程的就业陷阱，后进经济体在升级开始之时，服务业也要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因为只有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吸纳升级过程中从工业体系退出的劳动力，特别是服务业的粗放发展。

　　服务业有两类，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伴随着工业体系的升级，技术要素内容增加，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将提高。但是，生产性服务更多的是对中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只有消费性服务业才有可能吸纳低端劳动力。当然，消费性服务业也会提供中高端劳动岗位，取决于是中高端消费服务业还是中低端消费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要发展，一般家庭的消费支出要增加，占人口多数的国民收入就要持续提高。

　　基本可以确定，后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时人口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形的，劳动力的多数依然是中低端的，虽然他们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从农民成为制造业的工人。中低端家庭的收入要提高，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就要适度的供不应求。

　　这有两种可能情形，一是后进国之外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需求非常强劲，导致中低端劳动力供不应求。如果在升级过程中，正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之时，这种情形就可能出现。在过去20多年，少数一些后进经济体正赶上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周期，实现了转型升级。这些国家正是中国部分学者所研究确定的成功转型案例。

　　这类后进国家工业体系转型升级是首先由外国中高端消费需求的上升所拉动。

　　第二个情形可能因于后进经济体内部的强有力政策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出现中低端劳动力的供不应求。

中国已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之际，相较于已经完成升级的少数国家，可以说是天时颇为不利。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已进入缓慢的增长期，后进国家外部需求普遍不振，此时，如果后进国家正进入转型升级期，显然要比过去20年的转型升级更加艰巨困难。

　　不过，中国显然已经克服了中等收入的第一个陷阱，即中国不依靠出口资源品作为技术资本积累的来源。直到2014年，中国贸易顺差一直是由加工贸易形成。2014年加工贸易顺差达3500亿美元。中国通过出口劳动积累资本。实际上，中国自21世纪开始已经是资源品的净进口国。

　　从2014年开始，由于全球资源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的一般贸易也出现了顺差。我们预期，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长期大额存在，每年的顺差额都将超过5000亿美元，意味着中国会积累足够的资本服务工业体系的升级。

　　中国经济目前似乎也正在跨越中等收入的第二个陷阱，普遍家庭收入增加快速，高于GDP的速度，服务业发展强劲。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逐年上升，2015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60%。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下行，分别是10.5%、9.3%、7.65%、7.67%和7.4%，但是，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2010年到2014年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分别达1168万、1221万、1266万、1310万和1322万，2015年可能更高，1月-9月达到了1066万，整年有可能达到1400万左右，而2015年的GDP增长速度可能不及7%。整个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一直表现出供不应求的现象。

　　以上说明，中国经济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即跨越了资本陷阱与就业陷阱。

　　但是，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不是充分的。比如，一些中东石油国家，即使在石油价格低迷之际，仍有大量的石油储备，换言之，这些国家几十年来，始终不缺乏资本，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因为经济中未能建立实现现代工业的充分条件。

中国面临的问题

　　要能真正实现升级，还要解决至少两个问题：一，中国虽然具备工业体系升级的资本，但是，工业体系升级的动力何在？二，服务业的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

　　工业体系升级的持续动力应该来自终端消费的升级，即终端消费不再满足于低端消费品，终端消费者愿意抛弃那些千篇一律无质感的工业品，抛弃那些只是为实现某项物理功能、冰冷的、无生命的工业品，取而代之的是对消费品的品质、款式、寿命、品牌、甚至文化感等，提出了更高、更多样、更精细的要求。这意味着，工业体系生产的品质更高的产品，如果性价比足够好，如果能把握并反映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文化，就会有市场，会有更好的利润。

　　还以汽车为例，早期的乘用汽车，消费者要求的只是速度与安全，是脚力的替代、延伸或升级。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风行于中国各地的“夏利”轿车与“大发”面包车就是当时中国乘用车业的代表与写照：单一、廉价、耐用。

　　逐渐地，随着家庭收入提高，低油耗、舒适性、便利性，大小，造型与外观的情感内容等等，都会成为消费者购车的重要考虑因素。消费者在收入的约束下，愿意购买与其个性、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车型。无生命的工业品被消费者赋以了人的文化内涵。此时，乘用汽车不仅仅是其脚力的替代，也是消费者性格、审美观以及内心潜意识的映射。不同的消费者其审美观差异甚大，有阳刚的，“骏马秋风塞北”；也有偏于柔美的，“杏花春雨江南”，对汽车的外观与内饰的要求也变得愈发多样。也就是说，乘用车的设计者原来只需从功能角度考虑车型的设计，现在还要从文化的层面整体思考车型，如此一来，大大增加了汽车的研发与设计要求。

　　消费升级的基础是收入升级，这需要家庭能逐渐地、越来越多地从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从注重物质消费上升到内涵精神消费。中等收入的家庭要增加，比例要越来越高，中等收入的工作岗位的比重就要增加。

　　在制造业领域，当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向技术资本密集的制造业转化时，制造业必然提供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岗位。在制造业自动化过程中，机器替代人越来越普遍，机器的机械动作取代人的枯燥动作，低端劳动力逐渐为机器所替代，从制造业中退出。但是，机器的应用越多，意味着制造业内部生产与管理流程要再造（re-engineering），对工程师的需求也就越多，必然产生更多的中等收入的岗位。当然，数量的进出与增减的比例不同，即减少了多个，甚至十数个低端的劳动力，才产生一位中高端的劳动力需求。

　　当消费者对工业品品质要求提高，工业研发与设计的要求增加，同样产生了新的中高等收入的岗位，这一领域的岗位需求潜力是庞大的。

　　就制造业而言，中国目前的转型升级正反映了以上分析的趋势。中国制造企业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之比，正在逐年上升。2000年中国每年研发费用占GDP之比约为0.9%，2014年已经达到2.09%，这意味着中国在R&D领域雇佣的人员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高。

　　在服务业领域，同样地，中高等收入的岗位来自提供的中高端服务中。然而，目前中国服务业快速扩张的是中低端消费性服务业，这是因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家庭收入最快、最普遍的是低端劳动力，普通蓝领工人从2009年的约1000元，上升到2015年的3000元以上。由于中国人口结构仍处于金字塔型，低端劳动力庞大，相应地，中低端消费也快速扩张，且规模巨大。

　　中低端消费服务业的快速扩张，对吸纳来自制造业的中低端劳动力，使中国经济在升级转型中能够摆脱失业陷阱产生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中低端消费不能升级为中高端消费，中国经济就仍然不能够最终从中等收入国晋升为高等收入国。

　　假如经济中有一股中高端的消费力量，必须足够强大，形成一批中高端的消费服务业，将催生中高端的工业品市场，并带来一个规模足够大的中高端服务型劳动力市场。中高端劳动力增加，虽然来自服务业，自然也要求中高端的消费与消费服务。如此，中高端消费带动中高端服务发展，中高端服务的发展带动了更多的中高收入家庭的诞生，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对中高端消费与消费服务的发展要求。这样，中国经济就会形成一个往中高端方向发展的内在力量。

　　然而，中高端的第一股消费力量来自何处呢？

　　是前述制造业升级带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与制造业内部工程再造（re-engineering）对工程师就业的增加？制造业中高等收入岗位的增加，应是渐进的，是与工业体系的升级速度相匹配，是制造业升级要求的结果，因而可能还会略有滞后，对中高端消费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后反馈的，不是前置拉动的，不可能成为制造业升级的第一拉动力。

　　既然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内在地产生升级的第一动力，第一动力就只能是外部的。或者借助于外部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中高端需求，就像过去20年-30年成功升级那些国家一样。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全球经济现实是，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增长缓慢的新常态，即使是恢复最好的美国，未来长期增长也可能只在2%左右，远远低于危机前的3.6%，中国充分意识到，产业升级的动力已经不可指望来自欧美日等先进国家。

“双创”是中国经济实现升级的第一推动力

　　今日中国经济升级的第一推动力很有可能是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看到自2010年以来，中国蓝领工人一直处于总体供不应求的状态，导致中低端家庭收入持续增加。但是，白领阶层总体就业显得困难，特别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低，这就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或增长缓慢，低于总体经济增长的速度。中低端家庭收入的增长，中低端消费服务业的扩张，吸纳了工业体系退出的中低端劳动力，实现了避免落入就业陷阱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中产阶层不能扩大，产业升级仍然无法实现。

　　借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之良机，中国政府倡导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全球互联网进入了WEB2.0时代，美国出现了GOOGLE、FACEBOOK，中国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随之互联网发展进一步深化，Uber、Airbnb、滴滴打车等共享经济兴起，并带动了一大批互联网公司成功上市。互联网经济的成功与火热，激发了投资者与创业者的热情，大量资金涌入互联网经济，无数白领加入互联网企业。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共享经济的迅速蔓延，对传统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如秋风扫落叶般瓦解了上一周期形成的固有利益阶层，传统产业的生产与经营流程面临全面的重组与改造，需要大量的拥有互联网知识、现代工业知识的白领参与。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级政府政策上扶持，资金上帮助，制度上便利，扇起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燃烧的熊熊大火，“互联网+”成为中国经济的基因，不断地复制自己，在经济中迅速扩散，强化自己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尽管创业成功的概率不高，可能不足1%，但一旦成功，无论对投资方还是创业者，其回报都是巨大的。一些创业成功者“又踏杨花过谢桥”，对后进的白领带来的极大榜样作用。换言之，互联网创业预期的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expected risk-adjusted return）远远高于传统行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经济的创业中，知识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知识与资本平行了，知识不再是资本的附庸，不再是资本的奴隶，而是资本的合作者，是合伙人。他们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站到了一起，联起手来共同创造、挖掘互联网经济带来的机会。一时之间，互联网知识的携带者——白领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大幅增加，白领劳动力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白领的市场价值快速增长，白领的阶层在逐渐扩大。

　　如此，在“双创”的倡导下，互联网经济成了中国中产阶层快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形成了一股中高端消费的第一力量和原动力。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已经具备？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虽然离具备充分条件的距离不太远了。令人略感不安的是，目前的中高端消费主要表现为中高端商品的进口与境外消费。也就是说，中国工业体系的升级速度慢于消费的升级速度。消费升级是第一动力，拉动工业的升级，工业升级落后于消费升级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工业升级速度的提高，看到升级内容的演进。

　　工业体系升级，既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质量的升级，还表现为产品品牌为中高端消费者所接受，深入人心，表现工业产品的文化内涵的提高。

　　简言之，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进入了生产过程的去“人”化的进程，但是，在工业产品的“人”化上明显滞后，后者进程的启动才真正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