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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尽管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全球经济应该是,有些经济体处于衰退的后期,有些处于复苏初期。要摆脱衰退,尽快进入复苏与增长,仍然需要宽松的宏观资金环境。宽松环境的最大威胁是通货膨胀,即在经济进入较充分增长前,通货膨胀过快来临,而使中央银行提前收紧货币。

此次危机的主因是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借助现代金融体系实现过度消费的危机。危机发生后,自然的反应是缩减消费。这样,在许多欠发达经济体快速发展之前,全球经济的生产能力总体将是供过于求,产能过剩。因此,多数经济学家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出现通货膨胀,至少在短期内。不过作者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着成本推动型通胀的风险。

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有四个要素,分别是土地与劳动力价格的过快上涨,能源与原材料的价格过快上涨。前者是是地方性的,后者是全球性的。

危机发生前新兴经济体的房地产与欧美一样有了快速的增长。危机产生后,全球房地产都经历了快速的下降,但与美国等西方经济体的房地产仍处于周期低位不同,如美国的房价水平大约在2003年左右,在极为宽松的资金环境下,许多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香港等,房地产大体上回复到,甚至超过了危机前水平,尽管全球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远低于2007年的高峰时期。如美国的车辆行驶里数只相当于2004-05年水平。房地产的持续上升,提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以珠三角情况来看,工人要求的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危机前的水平了。因为,只有高于危机前的工资,才满足他们衣、食、住、行、性、娱、寿、健、教等的生活要求,以及维持“天地国亲师”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成本。换言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是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成本与土地成本高于前一轮周期的顶峰开始的。中国等国的制造业在土地与劳动力上的成本,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得到下调。完全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亚洲许多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下调到了90年或之前的水平

制造业的另两个重要的成本是能源与原材料。以石油和铜为例,石油的价格目前大约是80桶/美元,铜价大约是6500美元/吨,前者处于2007年10月份的价位,后者处于2007年3月位的价位。虽然他们与各自的上一轮高位仍有不少的距离,但是如果从实际的需求来说,今天全球对石油与铜等原材料的需求无疑应该远远低于2007年的上半年水平。也就是说,全球的制造业将需要按照前一经济周期高峰时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来生产远低于前一需求高峰时的产量。

因此,除非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力能够快速提高,否则由于劳动力、土地、能源以及原材料成本推动的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上升将不可避免。而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工业品、消费品的最主要生产者与提供者,因此会提高全球的工业品与消费品价格。

这种价格上升能否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取决于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否会自我强化。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缺少政府干预下,土地与劳动力的价格是会互相推动的,即土地(或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居民的生活成本增加,因而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居民收入的提高,带来房地产价格的更快增长。例子之一就是70-80年代的香港。土地成本的上涨,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最终导致制造业在香港无法生存而转移到内地。这种情况对内地而言,无疑是不可接受,更不用说,中国还有占人口60%的农民等待工业化的到来。

另一个因素是能源与原材料。影响石油价格与原材料价格的力量有两个,一是供需的因素,另一是美元的因素。从供需的角度看,如果欧美日的需求减缓,价格就有下调的压力。按照过去的经济周期规律,石油与原材料往往要到周期第二阶段,才会上涨。但是由于这些商品都是用美元计值,美元的贬值,会导致这些商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如当前石油与原材料的超前上升,除了预期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美元贬值所引起的。就这两种力量而言,供需的影响是逐渐的、缓慢的,而美元贬值的影响是快速的。换言之,如果美元能够稳定下来,或贬值的速度较缓慢,供需的力量就会开始显现,超过贬值的影响,石油与原材料的价格就会开始下降或稳定住。

美元的贬值速度取决于其国际收支状况,美国是石油的净进口,目前每月因石油进口而带来的贸易逆差约150亿美元;美国也是消费品与一般工业品的进口国,目前的逆差也在100亿美元以上。石油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上涨都将引起美国国际贸易状况的恶化。美国进口品价格上涨,有可能引起美国市场对通胀的预期,而引起利率的上升,抑制非贸易品的增长,也抑制了资本持续流入美国,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又进一步引起美元的贬值。因此,就市场力量而言,美元贬值与石油、原材料价格之间也存在相互强化关系。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美元的贬值作用将会大于供需的作用,而推动石油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与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不同,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一旦形成,需要控制住,极为困难,其代价往往是高昂的。此轮一旦出现,可能更甚70、80年代美国的情形。

大萧条后,美联储过早地收紧银根,导致美国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这个教训美国的经济学家深以为戒。因此,美联储可能长时间维持低利率与低美元政策,以图给予美国经济足够长的刺激。

然而,“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明初的大儒似乎预见到了2007年的危机。他所说的会是规律吗?

写于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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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翔

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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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特许金融分析师(CFA)。1994年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职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总监,中银国际执行董事,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分析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外资司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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